以更计航程、铅锤测海深……郑和们在开放中技(2)

郑和下西洋，有着文科、理科、工科复合训练的陈晓珊，立足科学，研究涉及到政治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得到了从事船史研究四十余年的资深教授何国卫的充满欣喜的高度评价，并针对“更”“浮版”“航海铅锤”等航海专业名词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咒诅军人第八》中记载：因南方士兵自行购买酒肉而未赠予长官，北方长官秦仲良竟诅咒自己的船沉于“黑水洋”，折射出了政治管理错位的隐患

如同这系列主题的定位“世界视野中的明代中国”，在中西比较和多领域交错中打开历史的外延，看到历史大浪中涌动着无数个人命运的细流：在开放交流中积极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国家兴盛离不开民间活力，600年前的郑和七下西洋又给后人上了一堂丰富的“以史为鉴”课。

《指南广义》中记载了郑和船队的任务“纳贡累累”和整合海内外技术的原因“以做舟师准绳”

郑和下西洋不仅带来了航海技术的交流，在向内转化的过程中还完成了标准化。一大特征在于下西洋之后，中国南北海域的航海指南中，计量单位开始趋于基本一致，即向《郑和航海图》靠拢。在此之前，航海相关文本记载很少，以日夜为计程单位的记载又相对粗略，许多经验只在水手间口口相传。有了标准化的记录和计量单位更的普及，一些间距较小的海岛名称就很容易被记录，西沙、南沙各岛屿和琉球航线上的钓鱼岛、黄麻屿等岛屿的名字也出现在文献中。标准化还带来航海技术的普及，降低了在岛礁区航行的风险，普通老百姓因而在航行过程中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外交活动中由于长期派遣使节或商人出海，依靠的是东南沿海航海世家出身的技术官员。但却没有留下太多相关文献，李鸣飞认为原因在于这些技术在家族内部流传，许多细节只有内行才能看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明朝会重视将航海技术进行吸收转化形成标准，非技术性官员了解航海相关知识，就需要将技术整理成规范化的知识来降低学习和管理成本，在此过程中也就顺带融合了很多外国的航海技术。从今天效率管理看来，李鸣飞也指出，“没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治理缺陷。

看似浪漫又高深的名字背后的原理其实十分简单。陈晓珊提到，过于复杂的理论显然不利于水手实操，而这一技术利用的就是北半球同纬度下北极星的高度一致这个自然现象。以此为尺，通过航行期间北极星的高度变化便可大致记录航行的方位。由此古代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分别采用了各具特色的测量方式，而郑和船队在进入印度洋时，以“入乡随俗”的方式，采用了当地航海者使用的计量单位。陈晓珊认为朴素的原理阐释使得有经验的水手仅通过绳索和木片就能航行于海上，这是古代航海文明灿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今日的斯里兰卡，依然存有三种语言的碑刻，纪念郑和船队的功劳

此外，在技术和工具方面，陈晓珊在介绍过洋牵星术之后认为，为何同样一套利用北极星的天文导航理论，中国没有像欧洲开创更辉煌的航海历史，原因可能在于，欧洲从古希腊以来的数理天文理论，如利用三角函数支撑起了更为精确的测量。

对基础的原始理论上的缺失，导致中国古代航海只满足于在了技术的浅显应用而未能进行技术升级，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玮在与谈环节认为，在宋元，航海的民间中外交流活跃，陈晓珊的研究打开了自然科学史的学科外延属性，从唐宋元再到明代的梳理，自然得出航海技术是否进步的疑问。他同意陈晓珊的推论，因为明代通过海禁把民间航海业收编为国家，导致航海交流最为活跃的民间活力被摧毁，从而直接导致了明代航海业的衰落。

而通过翻阅《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查证洪武年间负责海运的部队信息，陈晓珊发现几万人的部队仅找到24个参加海运的军官记载，并且其中一半人的籍贯都在安徽淮西，安徽位于内地照理很难出航海人才，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担心收编的前朝水军运粮途中生变，疑心重的朱元璋只信得过这些陪自己打天下的淮西老乡担此重任。而在此后的政治动荡中，许多淮西功臣被杀而未能留下历史记载。而同样，在郑和的舰队中有占比接近三分之一的军官是出身战功赫赫的“皇帝保镖”锦衣卫，而锦衣卫中又有许多北京周边籍贯的军官。从朱元璋到朱棣，明朝习惯用出身内地的“外行”带水军，在陈晓珊看来，这是一种以政治安全保障技术安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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